之一，每遇大事而无不与之相谈，却又被官僚体系和财政束缚。

        明末西学越海而来，“东林党”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对此也很有兴趣。但作为“政治党人”，多数“东林人”对西学这种“奇技淫巧”和“西洋外道”也就顾不上发生兴趣了，毕竟全力参与朝廷中的权力争斗才是重中之重。

        早期的“”东林巨子”虽然隔膜，但相处之际，还是彬彬有礼。如“东林健将邹元标”，只说西学诸义、中国圣人和历代名儒，早已讲说透彻，详尽无余，属“古已有之”的东西，因为他担心因靠近西学而遭诟病。

        或是“东林党”中的杰出人才们没有意识到“新学”（西学）同“道学”（传统道家哲学）根基的根本冲突，后来如邹维琏等，便起而攘之了。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在“宋明理学”阉割下变得极其排外，夜郎自大！

        冲突是必然的，而且无处不在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徐光启想要加入“天主教”，但其教义却禁止一夫多妻。徐光启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孙子，曾想娶一妾，以求开枝散叶，子孙无穷。但格于教义严苛，遂只好作罢，并感叹道：“十诫不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就这样，徐光启纠结了很久决定才加入“天主教”。

        有一个叫黄贞的人，头脑锐利，曾拿这一项来质问传教士艾儒略。黄贞举的例子是“周文王”。旧史里说周文王多后妃，生百子，而他又是中国的“圣王”。那么，难道这样一个圣人若不信宗教也要下地狱吗？

        艾儒略只好支吾不言。文王之外，古如舜有娥皇、女英，今如皇帝后宫三千，谁敢让他们下地狱呢？

        对类似的争执，徐光启是能避就避。他一生求精责实，只是事情也不容易做。明军在萨尔浒之败后，徐光启数次议购新式火炮，都不顺利。等他得了崇祯信用，正值兵势日迫，便主张除购炮外，招募三四百名葡萄牙炮兵，分派边镇，做炮兵教习，甚至做雇佣军上阵打仗。这在当时也是很有必要的“权宜之计”。

        但这种花钱请“雇佣兵”打仗却被认为是前所未有之事，立刻有人上疏反对道：“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练然后能扬威武哉？”于是，花钱请外援的朝议没能通过。

        此事虽然作废，但徐光启却不禁叹息道：“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说明那时候的很多“儒生”，由于“脑子进水”，全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若非如此，徐光启也不会在信仰崩塌之际毅然投身异教怀抱！

        徐光启一生辛苦，做的许多事情在后人看来，似乎有些浪费人才，比如要练兵就手自教习，要移植红薯就自己种实验田，其他如译书、编《农政全书》等，都是极吃力的工作，大约是知道争论无用，因为别人的想法不是他能改变的，却又不甘心“被现实打脸”，只好闷头苦干，既得心安，复望为后人铺一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