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清廷的命运一般，除了灭亡以外，绝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在赵源看来，从民族国家入手，将会为反清事业打下理论根基，因为民族自强论就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将民族利益置于首位，从而团结全民族人民，共同为民族自强而奋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无法代表华夏民族的利益，理应被打倒。

        从大的层面而言，赵源能想到的只有资产阶级革命，它本身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同时也是封建社会制度的冲击者，且在西方已经取得了成效，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

        即便回到了广州以后，赵源也没有停下撰写，他足足熬了十来天才完成了这一本大约五万字的著作，并且还针对里面的内容进行了反复优化。

        但是无论如何优化，他都明白一点，这本书绝不能广州发行，否则一定会被视为叛乱，因为这本书几乎指明了清廷所面临的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满汉关系论已经走到了绝境，没有办法再改变了。

        “民族自强论。”

        说白了，洪秀全尚可通过宗教的方式去笼络一批人，再以无地农民的利益来驱使他们上战场，好歹也打出来了一场局面，尽管最终的结果是失败，可与之相比，赵源除了赵家以外，却很难找到拥护他起兵造反的群体。

        .......

        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使得华夏在屡屡遭到外界重大打击时，却始终没有断绝文化传承，大一统的理念更是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成为后来推翻清廷的重要支撑。

        踏上归程的道路时，赵源始终都在思考着跟洪仁玕讨论的话题，实际上这个难题他同样也需要面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本身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它能鼓舞人心，却不能指导实际问题。

        实际上，从西方的这个理论来看，华夏从大一统以来就已经初步具备民族国家的特征，文化、语言以及价值观的高度趋同，使得华夏天然具备这种理论的环境，也诞生了‘入华夏则华夏之，入夷狄则夷狄之’的朴素价值理论。

        恰好的是，根据赵源的了解，这个年代已经出现了‘民族国家论’。

        洪仁玕默默点了点头，将这番话默默记在了心里。

        所谓的民族国家，其实是指欧洲在近代所诞生的一个理论，即共享单一价值、历史、文化或语言的国家为民族国家，而欧洲民族国家的成型，通常要起源于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里亚公约》，通过民族国家来缔造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组成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

        赵源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写下了一行行字，他并不是单纯的抛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从1644年神州陆沉开始分析民族最大耻辱的原因，最终得出了答案，神州陆沉的最大原因就是以朱家为代表的明朝廷已经不能代表民族，不能将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从而导致明廷被百姓们抛弃的结果。

        当日，二人大醉一场。

        他将自己的思想融入这一本著作当中，并且进一步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毫无疑问赵源的这一套方法论放在这个时代是极为先进的，他抛弃过多的情感因素，以最为冷静的笔锋去深入分析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进而得出自己的理论，唯有成为民族的先进利益代表，才能实现民族崛起和国家强大。

        想要利用这些矛盾，就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根基。

        赵源陷入了沉思当中，他需要将这些理论整理出来，再加上后世对于民族国家的理论，从而彻底完善，他连忙从船上翻出笔墨，铺开了纸张，在上面写下了五个大字。

        因为在赵源看来，他跟地方士绅阶层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矛盾，一切都可以谈，反之他与满清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则是你死我活，压根没有谈判的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满汉冲突”和“旗民矛盾”也将会成为两条裂缝，只要将它们不断扩大，到时候就可以轻松断掉满清的根基了。

        但问题是，华夏在漫长的‘重农抑商’思潮影响下，压根就没有产生过资本主义，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资产阶级，更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了。

        当然，赵源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一方面鸦片战争从客观上给华夏打开了窗口，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西方文明乃至于资本主义，这将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根基，另一方面满清统治者在接下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中，将会出现极大的损失，不得已饮下地方团练这杯毒酒，或许这也是赵源的一大机会。

”